“有的老师在这一年里取得了很好的科研成果,最终却没有评上优秀;有的老师一年来的工作业绩并不突出,却评上了优秀。也许是由于后者更善于人际交往吧!”刘轼说,“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公平。”

改革势在必行

■本报记者 王之康

在张清看来,年终考核是对教师全年工作的考核,包括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,而一般的专业评价重点只是教学、科研业绩,对于育人与社会服务等并没有量化的考核。“如果需要优化,应该在评价体系上更全面、更精准。”

“目前,各个专业在年终考核评优时有几种常见的做法。比如按需分配,哪位老师要评职称,就优先评哪位老师为优秀;再比如‘雨露均沾’,就是在没有评职称的情况下,根据历年来优秀的获得情况平均分配名额。”张清说,还有就是粗略评选,有的专业也会根据教学、科研业绩进行打分,但一般并不精准,无法完全反映老师的全年工作状态。

刘轼所在的大学每年的评优比例在20%左右,他2019年评上了优秀,所以2019年就没有评上。“风水轮流转,这样,大家的情绪和工作成就都能照顾到了。”

熊丙奇则认为,要想改变这一情况,首先需要针对行政部门建立代表广泛的考评委员会,明确考核标准,公开考评;其次,需要针对教育、学术岗位,实行专业同行评价,坚持教育和学术标准。

“高校教师年终考核存在诸多问题,包括平均主义、形式主义、过于行政化等。”熊丙奇介绍道,平均主义指的是平均分配优秀名额,并没有真正激励优秀;形式主义指有的部门走过场,考核结果由领导说了算;过于行政化就是不管什么部门、岗位,都由行政主导评价,而且实行数量化评价。“教授的考核就经常被数量指标困惑”。

“评优对收入所产生的影响本身并不大,还不如大家‘讲政治轮流坐庄’让每个人都开心点。”张端鸿说,国家鼓励大学创收,教师的收入构成很复杂,学校给大学教师的收入占教师总收入的构成总体比较低,所以评优结果的引导效应自然就大为降低,“如果收入分配机制不改革,年终考核的评优机制就很难真正发挥作用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