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‘家和校’要做到不能相互伤害、相互挤压、相互排斥。”林小英说,不是我们减负的决心不够,也不是政策力度不够,而是在制定政策的同时,还要厘清与此相对应的几个主体之间的关系,并且最大限度地分清责任,不能让“减负”成为“转负”。

  “正是这种界线的不清晰和模糊状态造成了学生家长的负担越来越重。”林小英说。学生的负担很好理解,在校内要学习,出了学校同样是学习,学习必修科目肯定要付出努力,本来是全凭兴趣的玩也变成了课程,负担自然是重了。

  近些年,中小学减负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。尤其是近20年来,减负几乎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“自觉追求”: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几乎年年都要推出减负举措,但是不少人觉得学生的负担反而越来越重了。甚至有些家长公开反对教育部门出台的减负措施。

  这个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、号称史上最严的减负令,剑指中小学课业负担重这一痼疾,对校内、校外、家庭、政府四方面减负工作全面明确责任并提出要求。

  一位家长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,每到放假,学校会留体育作业,其中一项便是跳绳。这本是督促孩子锻炼身体的好事,但是却让这位家长犯了愁,因为学校要求孩子每天拍视频上传并记录数据,自己上班没时间管,孩子每天要上课外班也时间不充裕,“我还真找到了这样的机构,这样跳绳这项作业就可以交给机构了。”这位家长说。

  “你知道名校的课都是怎么上的?”一位初三家长王慧这样跟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的记者说,“面对一个新的知识点,老师并不是先讲授,而是直接在黑板上呈现几道题,让大家先做,然后指着其中一道题问学生:‘这道会不会’,如果下面的声音是:‘会’,那么这道题就过了,与此题对应的知识点也就过了。”

  政策已经达到了“史上最严”,政策所表达出来的减负决心已经足够大,而减负的效果依然不是很显著。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,寻找突破的可能?

  确实,在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各自守好自己的站位,老师该管的事情留在学校,家长的责任留在家里,最重要的是充分尊重孩子,不仅要尊重他们学习的权利更要尊重他们自由玩耍的权利。

  林小英用“自由学习时间”、“非自由学习时间”和“校内”、“校外”组建出了四个象限。

  “确实有的孩子已经提前学过了,也确实有的孩子接受得快。”王慧说,但其实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已经掌握了,那些没掌握好的孩子,便在作业和考试中频繁遇到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,很少有家长能做到“内心不慌”,很多家长用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缓解这种焦虑。

  “家和校”“学和玩”之间的界线不再清晰之后,这个模糊地带便让给了课外辅导机构。林小英的这个观点,得到了一些家长的印证。